正义的暗夜独行者

——从《无罪辩护》看刑辩律师的法治信仰

张成龙

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朱明勇律师的《无罪辩护》一书，用客观冷静的笔墨铺叙着案件事实，也翻腾着读者心中汹涌壮阔的波澜，每次翻阅，一种难以言表的情感总在胸中激荡。

 作为一名律师政协委员，我深知这本书不仅是一位刑辩律师的职业手记，更是一部当代中国法治进程的微观史诗。那些字里行间流淌着的，是对每一起案件的执着，对每一个生命的敬畏，对公平正义近乎偏执的坚守。在司法天平的这一端，刑辩律师常常如暗夜中的独行者，背负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与孤独，却依然坚定地守护着法律最本真的价值。

《无罪辩护》中记录的案例，几乎都浸透着当事人及其家庭的绝望与希望。朱明勇律师笔下的刑辩历程，展现了这一职业群体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充当着“制度质疑者”的角色。他们不断叩问着侦查程序的合法性、证据链条的完整性、法律适用的准确性，这种看似“找麻烦”的行为，恰恰构成了法治社会不可或缺的纠偏机制。刑辩律师的较真，不是对司法机关的敌意，而是对法律尊严最深沉的敬意。正如书中所言：“每一次成功的无罪辩护，都是对司法体系的一次良性刺激，促使它向着更加公正的方向进化。”这种以个案推动制度完善的坚持，体现了刑辩律师超越个案价值的法治担当。

在现实司法环境中，刑辩律师常常处于尴尬的“少数派”位置。《无罪辩护》中那些惊心动魄的辩护历程，折射出刑辩律师面临的系统性困境——有罪推定的思维定势、司法绩效考核的扭曲效应、舆论审判的非理性压力。朱明勇律师在书中不讳言这些结构性难题，却依然选择在“不可能中寻找可能”。这种职业精神令人动容，它超越了简单的胜败得失，展现出法律人对程序正义的绝对忠诚。刑辩律师的法庭抗争，实质上是在为整个社会的法治信仰树立标杆，他们用专业行动诠释着“正义可能迟到，但绝不能缺席”的法治真谛。

朱明勇律师通过具体案例，揭示了我国刑事司法中亟待解决的深层矛盾——非法证据排除难、律师辩护权保障不足、司法独立性受干扰等问题。这些不仅是技术层面的缺陷，更是法治理念的试金石。书中对“疑罪从无”原则的反复强调，对“证据裁判主义”的坚决捍卫，构成了对司法改革的民间呼吁。刑辩律师通过个案积累形成的实践智慧，恰恰是司法体制改革最珍贵的参考资源。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今天，我们更需要倾听这些来自司法前线的真实声音。

《无罪辩护》最打动人心的地方，在于它展现了刑辩律师作为“法治守夜人”的精神境界。当公众为破案率欢呼时，他们冷静审视程序是否正当；当舆论一边倒谴责“坏人”时，他们坚持为被告争取法定权利；当整个系统倾向于“从重从快”时，他们为“从轻从缓”的可能性据理力争。这种看似“不合时宜”的坚持，恰恰是法治文明的温度计。朱明勇律师在书中写道：“刑辩律师的幸福，往往在于那些别人看不见的坚持。”这种甘居幕后的奉献精神，这种对正义的纯粹信仰，构成了法律职业共同体最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在建设法治中国的伟大征程中，刑辩律师如同精密仪器上的校准师，通过持续不断的专业努力，确保司法天平的精准无误。作为律师政协委员，我深感有责任为改善刑辩律师执业环境鼓与呼，让这些法治暗夜中的独行者获得更多制度性支持。因为一个善待刑辩律师的社会，必定是一个尊重法律、敬畏权利的社会。

朱明勇律师用他的执业生涯证明：刑辩律师的价值不在于赢得多少掌声，而在于守护多少公正；不在于改变多少规则，而在于坚持多少真理。这或许就是《无罪辩护》留给我们最深刻的精神遗产——在法治的道路上，永远需要那些敢于为“不可能”辩护的勇者。

荐书人：张成龙，市政协委员，山东滕达律师事务所主任、律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