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复活》这部作品是列夫·托尔斯泰一生中最后一部长篇小说，笔耕十载，六易其稿，是其一生探索和思想的总结。小说通过玛丝洛娃的苦难遭遇和聂赫留朵夫的巨大转变，广泛而深刻地描绘了19世纪中后期俄国人民的生活图景。罗曼·罗兰说：“《复活》是托尔斯泰艺术上的一种遗嘱，这是最后的一峰，最高的一峰。”

“复活”一词来源于《圣经》。小说力求反映男女主人公从“精神的人”堕落为“动物的人”，又从“动物的人”复归为“精神的人”的变换过程。

小说中女主人公玛丝洛娃原是个天真纯洁的少女，经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引诱而怀孕，之后便被赶出家门，从此染上恶习，沦为妓女。后来，玛丝洛娃因被指控谋财害命而遭到法庭的审判。这时，聂赫留朵夫以陪审员的身份出庭，见到从前被他引诱的女人，深受良心谴责。于是聂赫留朵夫开始为玛丝洛娃奔走伸冤，并请求同她结婚，以赎自己的罪过。上诉失败后，聂赫留朵夫陪她流放西伯利亚，聂赫留朵夫的诚意感动了玛丝洛娃，使这个女人重新爱上了他。在聂赫留朵夫的引导下，玛丝洛娃戒掉了烟酒恶习，也不再卖弄风情，而是选择到医院去做杂工。就当大家以为两人最终会在一起的时候，玛丝洛娃却选择了另嫁他人。其实，此时的玛丝洛娃早已不再是当初那个什么都不懂的少女了，她已学会真正地爱人，懂得为所爱之人着想。为了不影响聂赫留朵夫的名声清誉，她宁愿牺牲自己的个人感情与幸福。对此，聂赫留朵夫后来在日记里写道:“玛丝洛娃不接受我的牺牲，她要牺牲她自己……我觉得她的灵魂在起变化……她在复活了。”

聂赫留朵夫原本也是一个纯洁善良、追求理想的少年。他健康、真诚、充实、崇高，乐于为一切美好的事业而献身。他第一次遇见玛丝洛娃的时候，便被对方的美貌所吸引。只可惜，在踏上社会后，聂赫留朵夫变得猥琐、低下、空虚、渺小，他认为女人无非是一种“享乐工具”。于是，他诱骗了玛丝洛娃，这也是他放纵情欲，走向堕落的开始。后来，当聂赫留朵夫在法庭上，再一次看到那个被自己“断送了前程”的姑娘后，内心受到了极大震撼，从此踏上了自我审判与救赎之路:先由忏悔走向赎罪，再到甘愿为玛丝洛娃的幸福而牺牲自我，最终实现了自身的全面“复活”。

托尔斯泰在小说的最后写道:“从这天晚上起,对聂赫留朵夫来说,一种全新的生活开始了,这样说倒不是因为他已经进入一种新的生活环境,而是因为从这个时候起,他所遇到的一切事情,对他来说都取得了一种跟以前截然不同的意义。”此后，聂赫留朵夫不再是一个腐朽贵族，而是复活为一个不再追求浮华、懂得扛起责任的有志之人。这不禁让人想起《人间失格》里的一句话:仅仅一夜之隔，我的心竟判若两个人。

1869年9月，托尔斯泰在阿尔扎马斯的深夜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精神危机。这个被后世称为“阿尔扎马斯恐惧”的夜晚，作家在旅馆中突然被死亡的虚无感攫住，这种前所未有的精神震颤促使他重新审视生命意义。这场危机成为其创作轨迹的分水岭，50岁的托尔斯泰由此皈依基督教，形成了“通过信仰重建社会”的思想体系。这种转变在《复活》中具象化为对沙俄社会的全面批判：从法庭到监狱，从教会到土地制度，作家以手术刀般的笔触解剖着阶级社会的病灶，而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的精神复活历程，正是托尔斯泰主义最生动的文学演绎。

面对地主阶级的道德溃败，托尔斯泰构建了包含道德革命、非暴力抵抗与普遍之爱的救世方案。“道德的自我完善”作为核心命题，强调通过持续的精神搏斗实现人性升华。在《复活》中，这种完善呈现为“精神人”与“兽性人”的永恒角力：聂赫留朵夫从沉迷情欲的贵族青年，到为农奴权益奔走的觉醒者；玛丝洛娃从被侮辱的妓女，到找回尊严的新女性，他们的蜕变印证着托尔斯泰对人性的辩证认知——善恶并存的生命体，唯有通过艰苦的自我净化方能抵达崇高。

托尔斯泰主义对“真正自我”的界定，突破了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常规认知。作家将良知视为人性根基，在《复活》中创造性地展示了现代社会对良知的遮蔽机制：聂赫留朵夫初入社会时，发现遵循群体规范比坚持内心准则更易获得认同，这种异化现象恰是现代社会道德困境的缩影。当主人公开始质疑司法系统、土地制度和革命运动的本质时，实质是在叩问现代性进程中工具理性对人性的扭曲。托尔斯泰借由这些思考，揭示了制度化暴力如何将人异化为社会机器的零件。

在探索社会改良路径时，托尔斯泰坚决否定暴力革命。《复活》中革命者的形象被解构为三类：道德理想主义者、虚荣投机者与盲目追随者，这种分类暗含着作家对暴力手段的深刻怀疑。聂赫留朵夫在福音书中寻得的救世良方——无限宽恕，实质是将基督教伦理转化为社会改造策略。这种看似乌托邦的设想，在小说中具象为贵族与农奴的和解、加害者与受害者的互相救赎，构成对沙俄严酷现实的诗意反抗。

小说通过对司法系统的魔幻写实，揭露了法律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本质。托尔斯泰借聂赫留朵夫之眼，洞见了牢狱制度的荒谬性：它非但未能矫正罪恶，反而系统化地生产着新的罪恶。作家犀利指出，官僚体系中的个体在制度裹挟下，逐渐丧失了道德判断能力。这种制度批判延伸到经济领域，土地私有制被诊断为社会不平等的病根，而聂赫留朵夫分配土地的行为，则是托尔斯泰式改良主义的文学预演。

《复活》采用双重救赎的叙事框架，构建了独特的道德几何学。聂赫留朵夫通过“道德记账本”进行自我审判，其救赎之路经历了从补偿个人罪孽到承担群体责任的精神跃升；玛丝洛娃的觉醒则展现了底层民众的精神韧性，她在流放途中展现的人性光辉，颠覆了当时社会对“堕落女性”的刻板认知。两条救赎线索在福音书的照耀下交汇，形成“自上而下”与“自下而上”的双向净化过程。

这部文学丰碑的价值，在于它超越了具体历史语境的人性探索。托尔斯泰主义对道德自觉的强调，对制度异化的批判，对宽恕力量的信仰，构成抵御现代性危机的精神资源。当聂赫留朵夫在晨曦中翻开福音书时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19世纪俄国贵族的觉醒，更是人类对抗精神虚无的永恒努力。《复活》最终昭示：真正的救赎不在于改造世界，而在于每个灵魂持续不断的自我革新，这种个体层面的精神革命，或许正是构建理想社会的隐秘基石。

荐书人：杨列敏，市政协委员，滕州市第一中学教师